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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上有一串国际号码和一行英文地址，唯一可以辨认的中文字只有两个，是师父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两个字：景春。

第 39 章

信上不仅有电话，地址也很详细，现在看来，联系到对面的人应该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。但真把时间倒回一九八七年，岑兰死的时候，大哥大都尚未进入中国市场，更别说越洋电话了。

不管师父再怎麽急切地想要去寻找这封信所指向的人，但现实层面上，他不具备任何一个可以在三五天里得到明确答案的条件。况且时间紧急，岑兰的遗体还停在太平间里，正等他找到合适的墓地，签字火化。

大概一周左右，岑兰的事情忙完，师父这才终于有了时间好好钻研一下那个地址。他不懂英文，前前后后又花了半个月到处找人帮忙，等到三月份左右，才在一个好心人的帮助下，花了普通人工资的十分之一，给那一串他看不懂的地址寄了封信。

我无法揣测他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写下那封信，是劫后余生般感叹爱人尚还活在世上的感激多些，还是多年被蒙在鼓里，一朝醒悟的恨意多些。至少在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瞬间，第一个钻进我脑海的念头：如果这个人真是岑先生，他是什麽时候去了英国，岑兰这麽多年一直知道他的去处，甚至还可能和他保有联系，而她又为什麽对此闭口不提。当年的太平湖，到底发生了什麽。

冯羽甚至很直白地问过，那封信里到底写了什麽。但哪怕是他，也没能从师父嘴里得到具体的答案。十年的生活似乎让师父也染上了岑兰语焉不详的脾气，或是对于岑先生，他总是讳莫如深，不愿多言。

我们只知道，在寄出那封信后的每一天，不管刮风还是下雨，他都会推着那辆并不灵光的轮椅，艰难地往返于家和邮局之中，等待一封从海外归来的回信。

如此等了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……等到邮局的人都已经认识了这位固执的老人，等到银杏的树叶掉光，等到冬天下了第一场雪，冯羽意外地和回信一起来到了师父的生命中。每每提到那一天，师父不自觉就会带上笑容，哪怕已经过了三十年，他回忆的无数个细节，都生动地如同刚刚发生在昨天。

那天，他和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，轮椅在铺了一层薄雪的地上滚动，轧出两道浅浅的车辙印。一路上遇到了几个带小孩儿上学的邻居，他们笑着和他打招呼，转头就又教训起自家孩子来，说赖床可不是个好习惯。从胡同里转到了马路边上，因着修路的缘故，轮椅不好过，两个做工的年轻人不由分说，擡起轮椅，帮他越过了那一节障碍。

好像老天都在不断给他提示，这一天并不寻常。

等他终于到了邮局门前，其中的第一个不寻常之处便显现了出来。一个还在襁褓之中的婴儿，此刻竟然在邮局门口的地上嚎啕大哭，边上站着几个已经和师父熟了的邮递员，正盯着这个婴儿，不知道在说什麽。

习惯性地以为又是不会收到回信的一天，师父便好奇地先问了一下地上的婴儿是怎麽回事儿，这才得知是有人趁晚上大家休息的时候，把孩子遗弃在了邮局门口。他们刚说完，邮局里便走出来一个年纪较长的女人，一边督促这几个邮递员赶快去送信，一边伸手把孩子抱了起来，显然是打算自己来处理这件事。

实际上，女人心里也有些不知所措，她比那几个初出茅庐的邮递员大一些，但也不过三十出头，加上最近刚刚被引掉了一个未成形的胎儿，看见这个孩子，也来不及想下一步该干什麽，只于心不忍地念叨起来，若是他去了孤儿院，未来人生该是怎样一番光景……

也是在这个时候，已经跑出去了的一个邮递员又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，他手里攒着一份信，高声道：“桂爷爷，都走出一会儿了才想起来，您等的信到啦！”

人在巨大的喜悦面前往往会做出一些离奇的行径，不敢置信地接过那封信之后，师父没有第一时间拆开它，甚至不敢低头仔细去查看信封上的字迹。他紧紧地把信攒在手里，转而擡头看向抱着孩子的女人，自然而然地接过了她的话。

“我来养吧。”他说。

于是机缘巧合，那个哭闹着的婴儿被师父收养，沿用了襁褓内绣着的姓名，成了冯羽。

至于那封信——冯羽正式落户之后，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师父才在一个深夜拆开来它。

里面具体写了什麽，我们不得而知，而在师父转述的版本里，岑先生的离开，似乎是如此的合乎逻辑。同样在医院醒来后，岑兰告诉他，师父的情况过于严重，医生已经尽了全力，但依然无力回天。在家姐的催促下，他拿起了岑兰收拾好的金银细软，摸黑离开了北京，一路南下到香港，再乘船去到了英国。 ', ' ')